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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本文作者： 溫曉樺 | 2016-01-05 16:32 |
《連線》雜志科技編輯Clive Thompson日前在親身游歷中國后發文表示，中國正從一個山寨大國，轉型成為下一個硅谷。那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他們的好奇？事實又真的是如此嗎？
一個年輕的程序員有了一個創意，而當時每個人都覺得那是異想天開。剛大學畢業，他就加入了歡聚時代旗下的平臺YY，成為一名負責編寫軟件的程序員。
這名程序員認為，YY應該嘗試一些新的東西：利用公司已成熟的流媒體技術運營一項約會服務——就像電視的相親節目那樣操作，讓主持人創建一個網絡聊天室，然后邀請一些單身人士加入，鼓勵他們進行互動，幫助他們脫單。
不過公司高管們都對這個想法很是懷疑。“CEO甚至差點扼殺了這個創意。”首席財務官何振宇回憶說。但是，在這個程序員的堅持下，高管們也同意了：盡管試試吧。
在中國，以往不會出現這樣的員工。十年前，高科技觀察者曾抱怨中國缺乏大膽的創新者。那時中國不缺少利潤豐厚的科技公司，但他們很少會冒險，而且大部分只是模仿硅谷：百度是谷歌的仿制品，騰訊復制雅虎，京東是中國版亞馬遜。年輕的中國程序員能夠編寫出首屈一指的程序，但缺乏像扎克伯格、喬布斯那樣的先驅者。
不過，可幸的是，這種追求務實、圖個穩定的觀念有越來越多的人想要突破。他們不再滿足于小富即安，而更加意氣風發。如今越來越多年輕畢業生、甚至在校生都愿意冒險，和硅谷的創業者一樣，他們不再渴望能夠進入Google、蘋果這樣的科技巨頭工作，而是更希望能夠創造出下一個Google或蘋果。
北京科技公司澤普互動（Zepp）的聯合創始人韓錚表示，在大公司工作可能比較穩定，但研發人員即使在某個項目上傾注了幾年的心血，也可能永遠無法讓它真正推向市場，拿出真實的產品。他坦言，在那種公司，成功不能由自己做主。
當然，這和中國的經濟發展、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一定聯系。隨著國內經濟增速逐步放緩，中國政府開始致力于尋求新的就業增長點，而科技行業正符合政府發展的需求。
中國科技行業進入新的繁榮時期，在線服務與硬件領域都有了極大的發展。比如手機制造商小米公司和網絡社交應用服務公司騰訊，都是最近的年代中本土企業成功的范例。這些本土公司熟悉國內用戶喜好，引進了西方的企業經營和生產系統，同時緊鄰東南亞新興市場，這些都是中國本土企業成功的因素。舉例來說，2014年，小米成為僅次于三星、蘋果和華為的全球第四大手機廠商。
而對前文的YY來說，如果沒有那個放手一搏的嘗試，該公司的盈利并沒有如此可觀。作為一個互聯網服務，YY不依靠任何廣告收入，而是用戶付款購買虛擬物品。2015年，該公司的市值仍達到了30億美元。快速試錯，常年試錯，力求找到那款能引爆的產品——這是美國西海岸的一貫信仰——而這對于接受傳統教育的中國學生來說，曾被認為是極為危險的。
中國第一輪科技繁榮期發生于上世紀90年代末，并產生了屬于自己的第一個互聯網時代Web 1.0：搜索引擎、電子郵件和博客工具、新聞門戶、在線購物商城。那個時期，中國本土企業有著極好的天時地利。因為當時同類型的美國公司都被政府的一些列復雜系統給限制了，比如著名的“中國防火墻（Great Firewall of China）”。而除此之外，當時美國公司也知道中國是個極大的市場，但來得的不是時候。比如還在十年前，中國互聯網尚未普及——本來eBay想一舉占領中國市場，然而許多中小企業也未普及電腦。
在阿里巴巴，其創始人馬云終于意識到這一點欠缺，于是他逐步組建了龐大的電商帝國，開啟國內線上交易生活。在中國，該公司旗下第三方支付平臺支付寶遙遙領先于eBay的同類平臺PayPal。在Web 1.0時代，百度和阿里巴巴等企業成為中國科技領域的巨頭，就像上世紀90年代微軟、IBM等在美國一樣的地位。
“山寨”大公司的成功為后來者鋪平了道路。進入20世紀，雨后春筍般的小公司開啟了中國互聯網的2.0時代。先行發展起來的大公司為創業公司提供了模式參考，同時搭建起了至關重要的基礎設施，比如云服務等等。
在第二波互聯網浪潮中，美團是成功的案例之一。在團購平臺 Groupon興起之前，該公司CEO王興曾模仿過Facebook等創建一些社交網站。而到了2008年，王興注意到Groupon的崛起，然后建立起美團。王興并沒有直接借鑒Groupon的模式，因為他發現了其中的缺陷——向合作商家抽取的傭金過高。為了解決這個痛點，他設定美團僅收取5%的傭金。短期來看，這個模式固然會降低其盈利，但是，由于商家能從中保持盈利，兩者間的業務合作也保持了長久的往來。
美團的成功固然不止模式上的優化，該公司還會自主開發電子商務技術。以購票系統為例，美團將全國的電影院購票系統聯系了起來，為用戶的購票交易提供多樣化的選擇。據統計，2014年，通過該服務完成的電影票交易占全國的三分之一。
這是一個順勢而為的舉措。如今，中國城市的中產階級對O2O等便利服務的需求越來越高，移動設備的普及也為這些服務型經濟的運行提供了可能。根據麥肯錫公布的數據，2013年，生活服務類消費在總消費額中占比44%，而到了2022年，這個數字將上升至50%。即使在經濟放緩的大環境下，休閑消費也并未萎縮。
電子商務受到歡迎，除了解決了便利性，同時也避免了線下交易的不透明問題。電子商務的經營比實體店要公開透明，這不得不說是經營模式的進步促進了服務型經濟的發展。
中國花費三十年的時間成為世界制造業之都，像深圳、廣州等城市聚集了大量的電子制造企業，包括從3人的小作坊到30000人的代工廠。因此，和美國相比，本土的創業者也具有了硬件上的優勢。
幾年來，中國也興起了一波“創客空間”運動。第一個創客空間——上海的新車間——于2010年由李大維成立。李大維當時發現，人們可以如何利用用一些簡單廉價的工具就有可能成為一名發明家。
各種切割、焊接工具、3d打印機、電腦、桌上足球、自動售貨機、小廚房……你所能想象到的一家創客空間里該有的東西都可以在這里找到。如今，無論是中國還是海外各地的創客，他們都喜歡聚在新車間進行頭腦風暴。
與此同時，李大維也會帶這些人去參觀當地的工廠，了解中國硬件生態的運作流程。相比較之下，中國設備制造商具有更豐富的下游生態鏈，比如小米，該公司的硬件并非自己設計生產，而是通過對小型公司的投資來實現。和Google那種親力親為曲線向前的方式相比，這樣的生態系統確實驚人。
當中國的創新一代正在向國際大品牌發起挑戰時，他們還享受著另一個機遇：越來越多西方創業者選擇來到中國工作。一般來說，他們都奔著沿海城市的硬件和軟件加速器而來。這里，有他們在本國無法獲取的條件。
去年，一名法國女性來到上海，和中國的程序員搭建起了一支團隊，以當地時尚餐館為潛在客戶群，創立起一個法國紅酒的在線銷售市場。而在深圳，許多年輕的美國創客來到創業孵化器Hax，開發出GIF攝像機、機器人原型等一系列有趣的小發明……本質上來說，中國正轉型為“創業者的麥加”，吸引了一批有想法的人前來朝圣——就像上一代的硅谷。
“在中國造東西比別的地兒可容易多了”，確實，對創業公司來說，選擇在中國進行量產會容易許多。在新車間內，一群創業團隊圍觀著一堆產品模型。很多這樣的機會，在美國都沒有。這也是為什么他們在這里。
誠然，我們存在著讓他人好奇和稀罕的優勢，也存在著許多繼續完善的弱點，比如知識產權保護、對技術的信仰……這樣的愿景在未來是否會真正實現，還要看如何去把握。
via wire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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