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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以來，阿里巴巴都飽受假貨的困擾，上市期間也因這一問題受到過質疑。雷鋒網曾報道，阿里還自掏腰包，購買過價值1500萬美元（相當于9816萬元人民幣）的疑似假貨，以推進打假工作，不可謂不努力。
就在上周雷鋒網報道，阿里公布過一組打假數據，其中顯示從2016年2月到2017年2月期間，阿里巴巴通過大數據主動風控體系識別并清退全球購涉假賣家高達3萬家。
2月27日，阿里再次發布公開信，呼吁對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罰。阿里稱，2016年全年，阿里巴巴平臺治理部門共認定和處理制假售假案件線索4495條，但已經有刑事判決結果的僅33例。制假售假受到刑事處罰的比例不足1%。
信中稱，不足1%的刑事處罰比例，是制假售假及侵犯知識產權行為難以從根本上遏制的關鍵原因。因此呼吁：完善相關法律法規，嚴格執法、加重刑罰、加大打擊制假售假的執法力度。
以下是雷鋒網整理的阿里公開呼吁的全文：
“像治理酒駕一樣治理假貨” 阿里巴巴集團呼吁對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罰
阿里巴巴集團認為，制假售假成本太低，是當下社會假貨困境的最重要因素。只有讓制假售假龐大鏈條上的每一個犯罪分子受到應有的刑事處罰，才是中國從世界工廠走向自主創新，引領未來發展的可行之路和必經之路。
以阿里巴巴的數據為例：2016年全年，阿里巴巴平臺治理部門共認定和處理制假售假案件線索4495條，案值均高于目前刑法所規定的5萬元起刑標準。執法機關接收線索1184條，截至目前通過公開信息能夠確認已經有刑事判決結果的僅33例。制假售假受到刑事處罰的比例不足1%。
4495條案件線索，通過阿里巴巴平臺治理大數據模型體系主動防控、權利人舉報、消費者投訴、神秘抽檢等方式篩查認定。
但由于目前法律規定中對制假售假的處罰依據相對模糊，執法機關對案件定性難、定量難，立案后進入司法程序更難。1184條線索中，公安機關能夠進行刑事打擊的只有469個。
不足1%的刑事處罰比例，是制假售假及侵犯知識產權行為難以從根本上遏制的關鍵原因。現行相關法律已難以適應打擊此類犯罪迅猛發展的現實需要，造成制假售假犯罪成本極低、執法成本極高、制假售假者難以受到刑事處理。其結果就是“違法犯罪的人笑死、痛恨假貨的人急死、執法辦案人員累死、消費者哭死”。
阿里巴巴建立了一支2000人的專業隊伍、每年投入超過10億元、利用最先進的技術和數據模型對制假售假進行主動防控。截止2016年8月底，往前推12個月，阿里巴巴共撤下3.8億個商品頁面、關閉18萬間違規店鋪和675家運營機構。但企業沒有執法權，我們能做的是發現問題、下架商品、向監管部門報告線索、等待執法部門依法處理。
我們可以盡力將假貨隔絕在平臺之外，但無法阻止制假售假行為在線下的泛濫和在平臺間的流竄；我們可以識別并按照平臺最嚴厲規則處理違規行為，卻無力讓每一個犯罪分子受到應有的刑事處罰。
制假售假對阿里巴巴的傷害有目共睹，對中國制造和中國商業環境的傷害更是致命的。制假售假損害的不僅僅是消費者和守法商家，更阻礙了創新型國家的建設和社會經濟的良性長遠發展，并正在損害中國作為負責任的世界最大新興經濟體的國際形象。
因此我們呼吁：完善相關法律法規，嚴格執法、加重刑罰、加大打擊制假售假的執法力度。阿里巴巴集團不惜為此成為制假售假者最恨的人。
酒駕入刑曾向全社會清晰傳達信息：酒駕者必承擔嚴重后果。其震懾作用正是酒駕行為得到遏制的關鍵。我們希望全社會形成治理酒駕一樣的共識和力度來治理假貨。讓假貨在中國絕跡，必須全民喊打，人人盡責。
刑法學鼻祖貝卡利亞曾有論述：“刑罰的必定性和不可避免性，才是對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”。如果刑事處罰比例不足1%的事例一再發生，從根本上治理假貨也就無從談起。嚴格執法、加重刑罰，讓每一個犯罪分子無法逃避應有的刑事處罰，讓制假售假者不再心存僥幸，才是消費者權益得以維護的必由之路。
